几本有趣的书

王炼

《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   罗伯特·达恩顿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据说去年在京城新贵阶层中最热的书是《旧制度与大革命》，它在年底又因为王岐山的推荐而一时洛阳纸贵，处处脱销。我推荐的两本替代书籍，除了秦晖的《传统十论》，就是这本《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了。与托克维尔一样，后代的学者总是企图去分析大革命产生的原因以及何以瞬间迸发出如此巨大的破坏力，本书作者乃著名的文化史研究专家，另辟蹊径，考证了旧制度时期的图书出版和官方的新闻审查体制，以地下图书的整体视野展现了图书和历史的深层关系。

    作者花了20年的时间整理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纳萨泰尔出版社的档案记录，信函和账簿，还原出的场景与我们的想象大相径庭，很多思想史上的巨著，我们曾经想当然的以为对大革命影响巨大的书籍其实出版得不多，而且处于官方的严厉的管控之下。唯一不出意外的是，当时的地下图书中最大占比的仍是色情文学。作者还饶有兴致的比较了革命前后的色情文学，将之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为主题的纯色情文学；二是以《2044年》为代表的乌托邦文学；第三类则是以《杜芭莉伯爵夫人》为代表的政治诽谤文学，这一类在大革命前夕不同寻常的受到青睐。

    来看看《杜芭莉伯爵夫人》都讲了什么。它既是后来所谓的“丑闻编年史”，也是一个下流的灰姑娘的故事，主人公出生贫寒，但是靠着“个人奋斗”，一路从街边妓院睡进了凡尔赛宫。王公大臣们在人前都人模狗样，在杜芭莉夫人这里全都败下阵来。国王更是性无能，还得仰仗杜芭莉在妓院学来的招数才能重振雄风。那么，这类图书与大革命有何种关联？抑或只是普通市井的咸湿话题。达恩顿深入文本的分析揭示了这样的视角：和旧小说里情妇们都是名门望族，出身高贵不同，杜芭莉出身卑微，举止低俗，普通人花几个便士就可占有的这样一位妓女，竟然最后和国王睡在了一张床上。它一下就将国王和统治阶层的惯常展现出来的奢靡，高贵，道德的形象拉低了好几个档次，剥掉了王权的光环和威严。

    作者这样写道：“我不是指这预示或推动了法国大革命这样的任何事物。我的意思是，它从根本上抨击了波旁王朝的合法性。”合法性是专制体制的阿喀琉斯之踵。与同时期的英国已经用霍布斯和洛克的权利让渡理论构建国家的基石不同，波旁王朝的君权似乎还处于马基雅维利所描述的范畴内：王权来自继承或掠夺，专制不仅必要而且必须。但同时，君王必须保持自己的高贵，伟大，果敢和庄重。可以说，君王自身就是王权的象征，他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本身就代表了体制的合法性。因此，你可以说，国王无权性无能。

    回到最初的问题，究竟什么是大革命的思想根源？达恩顿认为：“事实上，没有人预见法国大革命或者在1787年前激励法国人起来革命。大革命的思想根源应该被理解为旧政权去合法化的过程，而不应该视为新政权的预言。”“路易十六全心全意向往臣民康乐，这些在1787年和1788年无关紧要。政府承担谴责。在长期的舆论中他输掉了旷日持久控制公众舆论较量的最后一轮。他输掉了合法性。”

    这本《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我去年读时就非常喜欢，因为它有某种福柯所说的知识考古的味道。最近又看到其他媒体的推荐，惊喜于所见略同，决定借用他们的推荐并再加上几本其他的书。另外还有一个背景就是ziyouzhuyizhe过去十天相关议题上的的抗争，它造就了2013年的第一个公共事件，也让我出于内心的某种需要，在此引用当当网在书中摘出的一句推荐词来表达此刻的感受和对作者，出版方的感谢：“只读政府出版的书籍，会比同时代人落后几乎一个世纪！”


（本文引用了其他媒介书评的资料。谢绝转载。）

大脚

《十日谈》好看。

王炼

《中国娼妓史》   王书奴  团结出版社

《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贺萧     江苏人名出版社

《上海  爱》   叶凯蒂     三联书店

《柳如是别传》   陈寅恪   三联书店





      虽然常常在具体的立场和逻辑上显得可疑，但是张艺谋的大片的确总能抓住国人心中某些隐性的观念或集体无意识的节点——《金陵十三钗》也不例外。我很怀疑外国人是否能看懂这部片子，在人性毁灭与救赎的庄严中不合时宜的植入了情欲，而有关救赎的场景也与基督教牧领教义中“整个羊群的获救”想去甚远。在这里，不仅仅是妓女用牺牲拯救了学生，这部影片只能为中国人所理解的戏剧性的原点，是我们附着于那个时代的妓女身上的观念（卑微的，堕落的，受难的）与我们附着于时代的观念（民族危亡，外族的蹂躏）在一个空间内的碰撞和冲突。正如大家看到的，它引起巨大的争论和分歧。不过我无意在这种观念预置的场景内再发表观点，事实上，影片给我的激励却是去探究观念本身：这些集体无意识的产生，运动或扭转的路径，并且力图揭示观念背后的推手和逻辑的源头——它部分的引导了我在2012年的阅读路径。我所要探究的不是肉体交易，而是不同的时代我们对妓女的不同的想象和观念的营造以及它与这个时代的关联。同时，从文本空间上，我将聚焦的只是这个群体的顶端的，也是更容易被作为一种文化记忆的对象而流传的一小部分。

     在漫长的前现代社会，青楼首先是作为文人游治的场所而存在，“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晏殊，晏几道有多少这样婉约的词句都是献给青楼女子，而关汉卿也是在勾栏红袖间完成的大部分杂剧的创作。王鸿泰先生考证了明中期妓院的位置和空间分布，他说：“从金钱交易的角度来说，妓院是个最现实的场所，但从空间表现形式来看，妓院却是一个非现实的场所。更进一步说，妓院的非现实是以园林与书房的空间形式来表达，这透露出一种文人化的倾向。”甚至，在这种士大夫间的“同人诗文之会”或“合乐游宴”的场合，某些妓女已经远不止于身体交易或歌舞表演，而是凭一己之才华与文人相唱和酬答，“其言行举止，俨如士人”。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里就有这样的情节，多资的公子哥徐三因为达不到“名士”的标准，而在柳如是那里吃了闭门羹。可以说，正是在与妓女的交往中，文人利用文化和资源的优势，将妓女收入自身话语权的范围内，同时对妓女的身份进行了新的塑造。

      现在来截取另一个样本，清末开埠后的上海。因为工商业的发展，报馆的开设，新式教育和生活方式的推广促成了某种现代性特征的市民社会的建立，使得妓女身份在一些新的维度获得了拓展。叶凯蒂的《上海 爱》里收录了1899年报纸对赛马会的一则报道：“昨日为赛马会第二日，游人较第一日为盛，而各校书尤无不靓妆艳服驰骋于洋场十里间，足以游目骋怀，洵足乐也。”该报道还详细的叙述了海上名妓如何乘华丽的马车，着奇装艳服在公众面前尽情的展示自己，而路人皆为之侧目。此时，晚清上海名妓已经成为了西式风气和文化的风向标和传播者，叶凯蒂为此略显夸张的评价她们开启了女性的公共空间，并且是上海第一代的现代职业妇女。然而进入20世纪，因为国家民族危急情势对公共空间的倒逼，妓女不仅作为谋生的职业受到巨大的冲击，其自身的形象也因为被施加某些负面的象征而在其后的几十年被激烈的讨伐和重塑。庚子事变惨痛的失败给朝野上下带来了巨大的危机意识和自卑感，他们一方面推出新政尝试革新，另一方面赶紧收拾脸面，作为落后的国家形象的大烟馆和妓院首当其冲受到官方的打击，当然，禁绝是做不到的，但在文化记忆上，妓院从此与主流的认同断绝了联系，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分野，此后，妓院和妓女自身的记忆只能在市井之间生产复制，并最终随时间而湮灭为野史或流言，而文化视域内的对其普遍想象的塑造因为妓女自身“原罪”带来的话语权丧失而使之沦为彻底的被动接受者。其后果便是，作为观念的妓女与作为事实的妓女的分离。有记载表明，在民国初期的公共事件如“二十一条”的国耻日和多次的抵制日货运动中，上海妓院大多关门停业，妓女宣称只用国货还参与罢工罢市，甚至由名妓组成的青楼救国团还在报章刊文宣称“我们花界，斯业虽贱，爱国则一”。即使将之理解为便宜之举或者商业的投机，它也已在正统的记忆中被抹去。同时，随着新文化运动和各种思潮的风起云涌，妓女这两个字被赋予了越来越多其身份外的涵义：曹禺的话剧《日出》中，受过良好教育却又坠入风尘的陈白露有这样一段独白(可能会记得不大准确）：“你以为这些名誉的人他们的钱也是名誉的吗？假若你认为的，那么我比他们要名誉得多，我没有骗过谁，不曾把别人的饭硬抢到我的碗里。我和他们一样喜欢钱，想着法子的找钱，但我的钱是牺牲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换来的，我没有用着方法抢过人，没有费着脑子骗过人，我现在的生活都是他们甘心愿意来维持的，因为我牺牲过我自己。我对男人尽过女子最可怜的义务，我享着女人应享有的权利！”可以看到，因为主人公的背景，“堕落”已经从身体转移到心灵。而“下贱”和“卑微”则被传递到社会，成为民族积贫积弱的象征，还代表了一种对时代和社会的控诉，并且，就像日出两个字所暗示的那样，寓意着对新社会的向往。

      作为左翼文学的代表，曹禺刻画的对妓女的这种普遍想象无疑是走得最远的了，但仍然距离我们今日集体无意识——也就是《金陵十三钗》中展现出来的——中的景象还差了最后一步。这就是“救赎”的观念。因为，妓女的苦难抨击了旧制度的合法性，而这样的社会也必然导致国家和民族的耻辱与灾难，因此必须通过对妓女身体和灵魂的双重拯救，对这个病态行业的彻底摧毁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新生。毫无疑问，在1949年，只通过添加“救赎”这一层小小的薄膜，在文化史和观念史上的漫长的想象与新社会的意识形态终于无缝的对接了，它最终造就的就是今天深植于我们内心的，从来不曾怀疑的，集体无意识的信念。

      因此，正如之前所说，在观念被预置情形下的任何讨论，看似翻了几个漂亮的筋斗云，却怎么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但现在，循着这条观念的线索，我们却有机会窥见佛祖的真面目了。

      在救赎的话语下，对身体和灵魂的改造不仅是妓女自身的需要，它还成为了她们被改造后以新的身份，新的灵魂进入新社会的准入证，这是新社会给她们的任务，而事实上，这也是新社会给每一个人都提出的任务。因此，从整体的视野，50年代初的对资本家的改造，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及其后对知青的改造都与1949年那场疾风骤雨的消灭娼妓的运动展现了同样的逻辑——如福柯所说，这就是对人的规训。它完全可以抛开意识形态话语而定义为一种治理术。回顾之前的观念史，我们发现不是社会的发展和观念的变化必然导向了人的救赎和改造，而是社会自发的观念的变化它在末端如何被治理术抓住并且迅速的为己所用。也就是说，不是因为人犯罪，所以建造了监狱。而是先建造监狱，然后再在人的内部区分出犯罪的人和未犯罪的人。治理术在这个过程之中存在和运转，它所要的并不是知道谁是罪犯（就如同对妓女的集体无意识也不是它的目的一样），而是对人的规训之后的整个社会的秩序。而”规训“之后出现的，则是基于”人口“的治理。君主不再以规训的方式行使统治权，而是通过综合各种环境因素和边界条件，在网络中，在整个人口的视野行使统治权。同样以妓女为例，如果以前打击卖淫活动是通过清除妓女来实现的话，那现在则是首先承认妓女不能根绝这个事实，然后依据统计学和数学的分析，整体控制某特定区域内的性病传播，犯罪案件发生率和某些经济指标，从而以最小的代价来实现该地区的治理。暮然回首，今天我们对性工作者的普遍意识悄然转变为“去罪化”——它甚至成为了今年“两会”的提案，而这种“去罪化”，与其说是为性工作者发声，还不如说是为新的治理术辩护。它的最终目的，和以前一样，仍然是在集体无意识的迷雾中掩盖权力运行与治理的本质。
     这场对集体无意识和治理术的追踪让秘密的大门次第而开。现在我们知道在为中日问题而慷慨陈词前先厘清观念的迷局；我们知道劳教制度问题在今天的凸显源于旧的规训体系在新的治理术下的尴尬；我们开始反思街头的摄像头，银行的信用体系如何在让我们不停触碰合法与非法，合规与违规的边界的过程中忘记其实两端都是在被管控中的事实，而这种管控又是如何因为我们在摄像头前避免出格的行为举止以及如何在信用体系中保持动态的优先从而实现了他人对我的矫正，以及我对他人的矫正。

     如果说对无意识的追踪将我带到2012，那么这种新的存在主义的荒诞感将让我在2013尝试去探索政治哲学和社会学外的未知领域。在这个过程中，独立思考引导着我们从寻求答案走向提出问题——这句话是伊能静说的，必须向她致敬！

紫格.xixi

王炼你究竟是学什么的

牧羊人

紫格.xixi 发表于 2013-1-15 09:50
王炼你究竟是学什么的

杂学